在我们这个世界上，如果把古今中外母亲思念儿子落下的泪统统收集起来，恐怕会成为一个新的海洋，一个新的咸海。

　　母亲死后多年，妹妹才告诉我，自我北上读书，母亲常常哭，哭了一年，经常搬出一把小竹椅，坐在马家巷口，对着火车站的方向，坐很久很久，然后就暗暗流眼泪。

　　我埋怨妹妹为什么不早把这种真实情况告诉我？

　　唉，也不能责怪她，她当时小，不过十岁。

　　母亲因流泪过多，伤了眼组织，去看医生。医生只有一句忠告：“不要再哭了，再哭，眼睛会瞎！”

　　如果我在大学知道这些真实情况，我会采取一些补救措施。比如：每个星期写信给母亲。不再是两三百字如电文那样简短，而是两千字，把我在校的点点滴滴生活细节详详细细告诉母亲。这样，母亲泪水便会减半。当然，有个原则：只能报喜不报忧。我受到的任何大小挫折，一点也不能让母亲知道，只能隐瞒。我说过，按性格或天性，我母亲的忧心太重，比常人重得多，她的忧心常伴有焦虑，不易化解。母亲太牵挂子女。她活在这个世界上，不为自己，只为儿女。

　　也是最近大妹妹告诉我一个重要细节：

　　小妹结婚那天，母亲说：“这下好了，你们个个都成家了，我这台戏也唱完了，我可以安心走了。”

　　听后，我吃了一惊。母亲不识字，不知道莎士比亚，怎么能得出同莎翁一样的结论？因为莎翁说：“全世界是一座舞台，所有的男人女人不过是演员……”

　　莎翁好像还补充了一句：每个演员上台、下台的时间都是安排好了的。按我的理解，这便是命中注定。人算不如天算。

　　一个人活过六七十年，只要认认真真去体验、琢磨人生，便会自然得出近似莎翁的结论，即便他（或她）是文盲，压根儿就没有读过莎翁的剧本，连莎翁这个名字都没有听说过。

　　道理很简单：戏剧艺术或人生哲学源自生活。

　　我今天才懂得后悔，把金戒指、手表和裤子卖掉，不应买书，应当买火车票。这样，６年我便可以回６次家，而不是３次。每次依偎在母亲身边，这样，她的泪水又会少些。

　　没有自己几十本小小的藏书，并不妨碍我走向“世界哲学”。因为我可以完完全全依赖图书馆。

　　当年中国经济不发达，电话普及率不像今天。如果上世纪５０年代我家有电话，我会每个星期给母亲打一个电话。母亲听到儿子的声音，思念、牵挂的泪水又会减半。

　　在校６年，我渐渐掌握了自学、自己开山劈路、逢水架桥的一套方法———这也就是我所说的拿到了开启知识王国大门的一把金钥匙（它的核心是独立思考能力和将不相同的学科融会贯通），但也付出了代价。我指的是苦了母亲和弟妹。

　　又是大妹子告诉我一件往事：我北上读书后，母亲和妹妹每天要去井头担水。当年我妹妹只有１０岁，母亲的脚骨折过，两人只能担一桶水，且走走停停。

　　母亲心疼女儿，怕肩上荷载过重，影响发育，影响长个头，便把水桶的绳子往自己这边挪。女儿出于孝心，怕母亲的脚受不了，又把绳子尽量移向自己这一头。

　　母女为这事争执不下，只好停在巷子里不走。

　　这个细节久久回荡在我心底。近来散步，走在买菜的路上；或在咖啡屋闲坐；或是我写作到深夜，缓缓放下笔，抬起头看窗外一轮满月，记起《礼记》“日月无私照”这一句，我便会想起母亲和妹妹担水的那个细节。

　　孔子的话不是没有道理：“父母在，不远游，游必有方。”

　　但在现实生活中这是很难做到的。不过在当今高科技的情况下（比如电话普及和发达的交通），母亲思念子女的痛苦还是可以减轻许多。这便是“游必有方”的意思。

　　“方”不是指远游的方向，是指安顿父母的方法，以尽孝道。

　　我只欠母亲

　　人生的笑和哭常常发生在同一时刻。

　　１９５５年８月上旬，我一直在期待录取通知书的到来。前途未卜。是否能考取，没有把握，虽然自我感觉考得不错。是否能考取第一志愿第一学校，更是个未知数。不能有奢望。

　　８月中旬，羊子巷、马家巷一带有几位考生已经接到通知，更叫我心焦———这也是我平生第一次体验到什么是心焦或焦虑。不安和焦虑也会有助于打碎平庸。

　　邮递员骑着自行车一天送两回信：上午约１０点，下午约４点。我是天天盼决定命运的信息。

　　一天下午，我在马家巷大院内同一群少年玩耍。

　　“赵鑫珊，通知书！”邮递员的叫声。

　　我拆信的手在颤抖。旁边围观的少年首先叫了起来：

　　“北京大学！”

　　中国章回小说常用这样两句来形容人的幸福时刻：

　　“洞房花烛夜，金榜题名时。”

　　我看到母亲的表情是满脸堆笑，为儿子的胜利。

　　第二天，母亲为我收拾行装。一共带两个箱子，一条绣花被子。

　　母亲把一件件衣服放进箱里，并用双手抚平，泪水便滴在衣服上。

　　“妈，你哭什么？我考上了，你应该快活才是！”

　　我这一说，妈*的泪水流得更多，但她没有解释她为什么哭。

　　后来我成长了，读到唐诗“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。临行密密缝，意恐迟迟归。谁言寸草心，报得三春晖”，才渐渐明白母亲为什么暗暗垂泪。

　　母亲不善言辞。她预感到，儿子这一走，在娘身边的日子就不会多。

　　母亲的预感是对的。大学６年，我一共回过三次家。加起来的时间不到两个月。主要原因是买不起火车票。自１９６１年９月参加工作到１９８０年１月母亲去世，这１９年间我回去过十多次，每次平均不到半个月，总共只有半年的时间。

　　母亲死后２０年，大妹妹才告诉我，我去北京读书的头两年，妈妈经常哭，以至于眼睛受伤，到医院去看眼科。

　　听妹妹这样述说往事，我发呆了好一阵子。

　　我对不起母亲!过去我不知道这件事。我后悔我给母亲的信很少且太短。

　　后来邻居对我说：

　　“你娘总是手拿信对我们说：‘你们看我儿子的信，就像电报，只有几行字！’”

　　我总以为学校的事，母亲不懂，不必同母亲多说———今天，我为我的信而深感内疚！在校６年，我给母亲报平安的家信平均每个月一封。每次不会超过３００个字。

　　６年来，我给母亲的信是报喜不报忧。这点我做得很好。我的目的很明确，不让母亲为我操心、牵挂、忧愁。按性格，我母亲的忧心太重，不开朗。以下事情我就瞒着母亲：

　　我非常穷，却老说我的助学金很多、足够。去学校报到，母亲东借西借，为我凑了３０元，后来我就再也没有向母亲要过一分钱。当时我父亲已接近破产，家境贫穷。

　　“反右”运动我受到处分，也没有告诉母亲。

　　读到四年级，我故意考试考砸主动留一级，更瞒着她。她也没有觉察，我怎么要读６年？

　　大妹妹问过母亲：

　　“妈，你为什么最喜欢哥？”

　　“你哥是妈烧香拜佛求来的仔。”

　　祖父一共有５个儿子。我父亲是长子。母亲头胎和第二胎都是女，不到两岁便夭折。不久，我二婶生了儿子叫赵宝珊，这样一来大家庭的长孙便在二房，不在大房。我母亲的地位大受威胁，遭到歧视。在饭桌上，祖父常用讽刺的口吻，冷言冷语敲打我母亲：

　　“先长胡子的，不如后长须的。”意思是二婶后来者居上，先得了儿子，我母亲落后了。三十年代的中国，重男轻女，母以子贵现象很严重。

　　母亲忠厚、老实，只好把眼泪往肚子里咽。她偷偷地去万寿宫拜佛，求菩萨保佑赐给她一个儿子。不久我出生了。

　　我刚４岁，母亲便让我读书，发蒙，为的是赶上大我两岁的宝珊。所以整个小学、中学，我和堂兄宝珊都是同年级。母亲的良苦用心只有等到我进了大学，我才知道。母亲说：“你为娘争了口气！”

　　离开家乡的前一夜，妈舍不得我，抱着我睡。当时我１７岁。其实自我出生，从没有离开过娘。好在我走后，还有弟弟妹妹在母亲身边。

　　往北京的火车渐渐开动的时候，我看到我母亲、大妹妹梅秋（１０岁）、弟弟光华（８岁）和小妹云秋（４岁）久久站在站台上目送我。这回妈没有哭。

　　我这个人，活到今天，谁也不欠，只欠我母亲的，没有能在她身边侍奉她八年、十年，使我深感内疚。

　　为妈诚然要争气，但也要侍奉妈，让她享到儿子的福。只怪当年中国极“左”、贫穷的年代太长，老百姓的生命质量较差。比如夫妻两地分居不得团圆长达十年、二十年的情况并不是个别例子。再就是住房紧张，三代同堂。前后比较，还是今天好。?